张松平
作为一名记者，我很荣幸地曾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靠得那样近，并能够用自己的笔忠实地把他最后一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的经历较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陈锡添
1992年1月18日，《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我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陈锡添说，当时的形势是：思想领域在大做如何反和平演变的文章。具体行动中，由于受姓“资”姓“社”问题的束缚，每出台一项改革新举措都步履艰难。先行尝试进入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圳在这方面遇到的阻力更大。不少人甚至因此对改革开放的前途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意义非同一般。
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针对当时争论最多的关于深圳以及其他地方类似的做法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这番话使深圳人如沐春风。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时，该会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局势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可是，当深圳人送别小平同志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则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他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
24日，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文章标题是“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唐朝诗人李贺诗中的一句，表达诗人对无限春光的热烈欢呼之情。
完稿后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生出几丝惶恐。他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突出刊登了这篇长篇通讯。直到同日下午，他看到《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文章，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次日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新华社也于30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该文。
